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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lz310222 于 2010-8-4 10:49 编辑
个人一向以为天津物华是银楼业的翘楚,不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朝廷以后,天津物华、天津恒利等大牌银楼为什么要迁往租界,一直仍是个谜。提起租界,人们总是联想到这是国耻的象征。事实上呢?当年若无租界,则满清一潭死水,无以维新,租界的存在也有着积极的一面。
天津物华原盒仙鹤灵芝4只套杯——包装盒“总店日租界旭街、分店法租界赛马口”,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当年的租界场景。
说到在华的日租界,最不能忽视的则是天津日租界。这不仅因为它是日本在华开设的最大规模的租界,也是日本在华经营最好的租界,更是因为天津日租界在侵华尤其是华北侵略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当然,这也与天津在近代中国的地位深有关系。如果说近代以前,天津不过是一个漕粮的转运之所,那么近代以将,尤其是1860年的开埠,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末新政的实施,李鸿章、袁世凯的大力经营,天津已逐渐成为华北、乃至全国的重镇。特别是直隶总督府移居天津,更是将内政、外交的中心聚居于此。近代以来的重要中外交涉,不是在首都北京,也不是在开埠最先的上海,而是选择在紧邻首都的天津,其地位可见一斑。而天津与日本之关系,自中日交涉之日起便已有之。无论是《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还是此后的塘沽协定,无不与天津息息相关。天津如此重要之地理和政治地位,自然为日本所注意。开设租界便也是迟早之事。
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又于1896年在北京签订的《公立文凭》,其中第一款规定:“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为该国领事。”第三款又规定:“中国政府亦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据此,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开始商谈租界设立之事,前后经过两年之久的交涉,方在1898年8月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和《另立文凭》,确定划定租界之事。1900年义和团事变之后,伴随着英法扩充租界和德、意等国新开租界,日本也大力扩充租界,并最终确定租界的四址为:东临海河;东南面起自今锦州道,与法租界接壤,向西南至墙子河,再向西沿河为界,至海光寺;北面起自闸口,沿今和平路向南,至多伦道,再沿多伦道向西直抵南门外大街,再向南折至海光寺。总计占地2150亩。
租界开辟初期,因界内皆沼泽洼地,很少有人居住。义和团事变后,随着日侨的增多,开发租界也成了当务之急。除了日本租界当局填土垫地外,东京建物株式会社也承包了填埋土地、修路、建房的工程。此外,租界当局还采取“招抚中国人的政策,允许设置戏场和落子馆,对于其他一切经营也盖不征税,且警察严厉管理不逞之徒,使其安全居住、经营。”由此,“北旭街一带颇为繁华,成为不夜城,终日行人不绝,成为租界最为繁华之地。”日本租界也逐渐以旭街为轴发展起来。到了1905年,日本租界“颇有兴隆景象”。此后,随着日本人的激增,租界日益发展和繁荣。租界内的重要街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正如1913年出版的《天津案内》所说:“日租界中最为繁华的是旭街,各种中外店铺鳞次栉比,电车、人马往来络绎不绝,是为日租界中的银座街。寿街和旭街相差不多,特别是日本人的各种商店林立,和宫岛街同为租界中的另一繁荣区域;曙街多是日本料理店、旅馆等,昼夜弦声不绝”。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比之较早开设的英、法租界,日租界无论是在基础设施、道路建设、还是房屋出租方面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正如天津日本总领事小幡酉吉在居留民会上所说,‘我租界的道路凸凹不平,非常险恶’”,“下水沟也多损坏,与其他租界相比,甚为恶劣”。房屋出租率也很低,1907年界内的房屋还“致多空闲”,甚至1908年建成的房屋,“在最初的五年间还有三成到五成空着”。日租界,在等待时机!
图一、天津物华的总店所在地——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是日租界最为繁华之所,也是中日两国商民集聚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