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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名刹  
——西黄寺  



发布时间： 2009-08-20 　　 来源： 中国西藏 　　 作者： 文/洛军?图/刘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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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黄寺山门。


◎清净化城塔。

　　西黄寺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位于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外，距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整个建筑均以黄琉璃瓦覆盖，红墙苍松，佛塔嵯峨，气势恢弘，令人肃穆。在建筑形式上，集汉、藏、印建筑艺术为一体，精美绝伦，堪称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瑰宝。

　　黄寺始建于顺治八年（1651年），是在辽萧太后燕京行宫的基础上建造而成的。同年，应高僧恼木汗之请，根据顺治帝敕令，毗邻黄寺东侧的普静禅林同时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由于二寺毗连，又同为藏传佛教寺院，故当时人们习惯于称普静禅林为东黄寺、黄寺为西黄寺，两寺称谓遂约定俗成。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黄寺开始第二次大规模重修时，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东、西黄寺的称谓，三世章嘉国师通过理藩院大臣的上书中已经有了：“黄寺东西二区，同垣异构，土人号曰‘双文/洛军图/刘立柱黄寺’”的记述。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即位，即派人入藏邀请西藏地方具有重要影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五世达赖接受邀请，于顺治九年正月（1652年）启程朝清，翌年抵达北京。为褒奖五世达赖喇嘛的爱国行动，清政府特令拨白银九万两在京城之北建黄寺，供五世达赖喇嘛在京驻锡之用。

　　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驻锡西黄寺，多次到皇宫内朝见顺治皇帝，报告西藏地方政教大事。顺治皇帝也多次为五世达赖喇嘛在宫中赐宴。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五世达赖喇嘛奏请启程返藏；四月，清政府派遣以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着汉、满、蒙、藏四体文字金册、金印来到代噶（今内蒙古凉城），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援“照封五世达赖之例”，特派钦差至扎什伦布寺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1663-1737）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必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为历史定制。


◎供奉在清净化城塔城院天王殿之四大天王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

　　有清一代，西黄寺遂成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朝觐的驻锡地，也接待过一批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入京朝贡的使臣。同时，藏传佛教界一些领袖人物及著名高僧大德也与西黄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黄寺曾几度成为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处理北京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天王殿内供奉的达摩尊者。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皇帝70寿辰。这一年的庆典活动，除了蒙古诸部王公、扈从大臣和外国使节参加祝寿外，突出的就是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朝觐。这次六世班禅觐见，与五世达赖有不同之处，五世达赖是“实以敦请”，而六世班禅则“不因招致”，不避辛苦，远道而来，颇不寻常。此时的六世班禅，正是年幼的八世达赖的老师，是西藏地方政权的主要领袖。而六世班禅对清朝中央政权的乾隆皇帝是非常拥戴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一直图谋侵略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提出与西藏签订通商条约等，当时的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表示坚决反对。当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侵略军打败了布鲁克巴（不丹）人，妄图染指西藏，印度总督赫斯汀的使节搞分裂阴谋活动时，六世班禅鲜明地表态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所有军政事务必须得到清中央政府的指示，给予有力的回击，因而倍受乾隆的尊敬。所以，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朝觐的各项接待活动，安排得极其隆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元月，班禅率领三大寺堪布及高僧百余人，从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由驻藏大臣护送，经金沙江、巴颜喀拉山至青海西宁。沿途经宁夏、归化（呼和浩特）、多伦诺尔，皇六子永瑢和章嘉国师前往多伦诺尔迎接，六世班禅乘黄轿直达承德避暑山庄。在承德期间，乾隆向六世班禅颁敕了一银印，银印用汉、满、藏、蒙4种文字镌刻，文字是“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这是清朝给班禅唯一称宝的印章。


◎乾隆御笔祈寿长椿图与写寿班禅圣僧并赞。


◎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所画之像。

　　在承德为乾隆皇帝祝寿活动结束后，九月，六世班禅抵京驻锡西黄寺。九月二十六日，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六世班禅出寺迎接，乾隆赏赐六世班禅许多贵重厚礼，并在西黄寺内与六世班禅一起用膳。此后，乾隆和六世班禅多次往来于皇宫和西黄寺之间。六世班禅病重期间，乾隆皇帝数次探视。十月二十九日，乾隆皇帝到西黄寺亲自探视六世班禅，遣御医诊视，命章嘉国师守护，并命皇六子加倍注意班禅病情和饮食情况。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发高烧，乾隆皇帝亲到西黄寺赐送貂皮大氅、皮褥等物，作“祈寿长椿图”和《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赐予班禅，为其祈寿。十一月初二下午，六世班禅大师于西黄寺内圆寂。乾隆皇帝亲临凭吊，处理一切善后，并于西黄寺西侧敕建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由于塔是为六世班禅而建，故俗称“班禅塔”或“六世班禅塔”，塔内珍藏六世班禅衣冠经咒和乾隆皇帝的赐物等，以志胜因。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塔院建成，乾隆亲笔御书《清净化城塔记》，以纪念六世班禅的无量功德。乾隆御书《清净化城塔记》碑和《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碑（碑内刻“祈寿长椿图”和《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作为历史文物，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于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东、西碑亭内。清净化城塔和清净化城塔院是西黄寺完整保留的唯一一处历史遗址，尤其是清净化城塔驰名中外，成为西黄寺传世的标志和历史象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进京朝觐，在西黄寺驻锡近3个月，加深了与中央政府的感情，巩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插手西藏事务，造成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矛盾加深，西藏局势动荡，1923年11月，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带领少数随从北上出走，寻求祖国内地的支持。1925年2月20日到达北京，受到民国政府代表和西黄寺、东黄寺、雍和宫僧众的热烈欢迎，驻锡中南海瀛台。1927年九世班禅在福佑寺设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由于西黄寺与六世班禅大师的特殊因缘,九世班禅开始组织修葺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1928年竣工。此后，清净化城塔院一直由班禅驻京办事处派人管理。1954年，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联袂前往西黄寺朝拜清净化城塔。1987年9月1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正式创立，十世班禅大师亲任第一任院长，今天的西黄寺成为了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高级僧才的培养基地，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1979年8月2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西黄寺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于1981年7月于清净化城塔院天王殿右墙前设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和文字。1983年西黄寺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黄寺的历史，像一幅辉煌的历史长卷，它真实地记述了藏传佛教界领袖人物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不朽精神；西黄寺的历史，又像一尊历经沧桑的石碑，它把中华各民族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强意志和美好心愿永远地镌刻在大地上，让我们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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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式喇嘛塔——明清京城里的建筑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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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6 11:56:18)  340人次浏览 来自 文化中国 投稿邮箱：haonews8@163.com
  

  
　　在明朝政权建立以后，西藏喇嘛教的势力在汉族地区就不如元朝那样流行了，从此便开始了纯宗教式的渗入。与此同时，明朝皇室对于西藏喇嘛仍然给予宗教上的优厚待遇。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前任元朝的帝师喃迦巴藏卜入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立即给予他炽盛佛宝国师的称号。从此以后，明朝的皇帝都很崇信西藏的喇嘛，特别是明成祖朱棣，还曾经给予西藏喇嘛教格鲁派的领袖宗喀巴以大慈法王的称号。清朝皇室与西藏喇嘛教关系更为深远，早在公元十七世纪初期，喇嘛教就传到了山海关以外的满洲地区，受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礼遇。清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被请到了北京，接受了清朝顺治皇帝的册封。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清政府设立了驻藏大臣，负责管理西藏的政务。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又确定了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所有西藏地区的寺庙和喇嘛都要受清朝理蕃院的管理。由于明清两代政府和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为首都北京造就了一大批精美的藏传佛教艺术，藏式佛塔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

　　北京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是明朝成化九年（公元1474年）完成的，当时的造塔碑文上说：塔是用石块砌筑的，基座有数丈高，上面供奉着五位佛祖，分为五塔，它的尺寸与规矩和中印度的金刚宝座完全一致。事实情况大体也是这样的，真觉寺的这座金刚宝座塔是用砖和汉白玉砌筑而成，下部是高7.7米的方形宝座，座上建造了五座方形平面的十一层密檐式宝塔，中间一塔较高一些，四隅各有一塔，五塔的顶部都有小型的覆钵式塔作为塔刹，总高度为17米。

从宝座上五塔的整体造型来看，确实和印度佛陀伽耶的金刚宝座式塔有些相似，但其中也包含着相当的中国传统建作风，如：五塔的各层密檐上都做成了瓦垅的形式，在塔身的表面雕刻有斗拱、柱子、椽飞等仿木构件等等。所以，它应该是参考了一些古印度金刚宝座塔的样式，在明朝北京城的一次再创作。塔上供奉的五位佛祖，如前所述，指的是佛教密宗尊崇的五方佛祖。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塔身表面的浮雕形像，特别是宝座表面的五层坐佛像龛，带有浓厚的藏式佛像风格。所以，这座金刚宝座塔在北京的建造，应该和藏传佛教在明朝京城的继续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存的大型金刚宝座式塔实物，绝大多数是在明朝及其以后修建的，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从年代之早、雕刻之精美等方面而言，都不愧为这类塔中的代表作。

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灯寺的金刚宝座舍利塔高14米，形制和真觉寺塔和相似，宝座上面中间一塔为七层密檐式，其他四塔是五层密檐式，很可能是模仿真觉寺塔样式的结果。另外，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区，还有用覆钵式塔组合成为金刚宝座式的，如：湖北襄阳广德寺的金刚宝座多宝塔，建造于明朝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通高在17米左右，它的下面是一个平面八角形的台座，座上建立了五座佛塔，中央一座是覆钵式塔，较为高大，位于四隅的小塔是平面呈六边形的汉式三层密檐实心塔，是独具特色的塔例；四川峨眉山万年寺的砖殿是明代修建的，它的顶部中央立着一座覆钵式喇嘛塔，在四角的地方还各有一座较小的同类宝塔，实际上也是属于金刚宝座塔的形式；云南昆明官渡街上的金刚宝座塔，建于明朝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塔下是一个方形台座，内部开出了十字形的通道，可以供人通行，台座上部中央立着一座覆钵式塔，四角各有一座小型的覆钵式塔，因此它还具备了过街塔的功能；甘肃张掖县城内的金刚宝座塔也是明代的建筑，在一座高大的覆钵式喇嘛塔的下部修建了两层台座，两层台座的四角都建了一座体量很小的喇嘛塔，这是中国其他金刚宝座塔所没有的现象。

　　说起明朝的覆钵式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的舍利塔也是很有名的一座。这座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总高度在50米左右，无论在体量还是造型方面都和北京妙应寺塔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在覆钵丘的下面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内收现象，十三重相轮的上下比例也不像元朝时期那样反差强烈了。广西桂林万寿寺的舍利塔建于明朝洪武十八年（公元1358年），塔身下部的台基平面为八角形，下部还有一个四方形的台座，覆钵形塔身下部也有明显的内收，它的总高度是12.83米。五台山显通寺明朝万历年间铸造的铜塔，通高约有8米，它是由覆钵丘和十三层密檐塔组合而成的，它的塔刹又是一座小型的亭阁式塔。还有一件同时代的同类型作品，它是位于峨眉山保国寺的华严铜塔，通高有7米，它是由覆钵丘和两层七级密檐式塔相叠而成的。明朝的覆钵式塔表现出了由元到清的过渡形式，而组合式塔又能使我们看到汉、藏佛塔艺术的合而为一，这是不同流派的佛教艺术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清朝修建的金刚宝座式佛塔之中，位于北京香山东麓的碧云寺塔是最有名的，它建于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这座金刚宝座式佛塔通高有34.7米，是中国现存金刚宝座式塔中最高的一座，它的造型继承了明朝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式塔而有所发展，在高大的台座分立着五座十三层密檐式塔，形制与真觉寺的十分相近，在它们的前面还有一座由覆钵式塔组合成的金刚宝座式塔，该塔的四角处还各建了一座覆钵式塔，这种五塔互相组合、环套的形式在中国古塔中仅此一例。碧云寺塔的金刚宝座是用汉白玉石砌筑而成的，塔身上刻满了佛与菩萨、天王等形像，都是难得的石刻艺术佳作。

　　清代北京城中最著名的喇嘛塔，是北海琼岛之巅的永安寺白塔，它建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有35.9米高。远看这座宝塔，它就像一个白色的宝瓶，在湖水与绿树的映衬下显得十分华美壮观。如果与元代的妙应寺白塔相比，它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粗犷与雄壮之美，而是透露出了一种清秀与典雅的风韵。北海白塔的塔下台基平面虽然还是属于“亚”字形的，但已基本趋向于方形，而且只是一层的束腰叠涩高座；塔身的覆钵丘下部内收极为明显，覆钵丘的下部是三层叠涩的圆台，完全不像妙应寺白塔那种莲座装饰；在覆钵丘的正面设置了眼光门，里面供奉着梵文的“十相自在”，这在元、明时代是很少见到的；北海白塔的塔刹是由十三重相轮、天盘、地盘、仰月、圆光、火焰宝珠自下而上相叠组成的，十三重相轮已变成了瘦高的向上收分很小的圆锥体，。这些作法与风格上的变化，就为当时的佛教艺术界制定了清朝喇嘛塔的基本样式，当然，这种样式应该是首先在藏区形成的，然后才可能出现在清王朝开国之初的北京城中。

　　与北京北海白塔相类似的清式喇嘛塔，我们还能在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见到。如：北京石景山法海寺原来有一座横跨于寺前通衢之上的过街塔，是在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建成的，它的下面是一个带有圆拱形门洞的石砌方台，台上的喇嘛塔与北海白塔十分相似而更显得细高，这座塔现已不存在了；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内有一座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的喇嘛塔，全部用汉白玉砌成，总高在15米左右。它的塔下台基是一个方形平面的束腰须弥座，在座的四角还各立着一根圆雕的龙柱，座上有四层叠涩方台，再上就是覆钵丘、塔刹，塔身的表面布满雕刻，并且用色彩勾勒出了各种图案，它是喇嘛塔中既高大又精美的作品之一；在扬州瘦西湖的莲性寺内，有一座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修建的喇嘛塔，它的形制与北海白塔很相似，但在总体风格上却另有一种柔合之美；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是黄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在寺院中有一座埋藏舍利的喇嘛塔，经常受到喇嘛们的环绕礼拜。它也是一座典型的清式喇嘛塔，下方基座是方形的束腰须弥座式，在束腰间每面都有四根立柱，基座之上是平面呈八角形的五层叠涩台，承托着覆钵形塔身；在这些清式喇嘛塔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藏地的建塔思想是如何在首都北京确立，又是如何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并产生局部变异的

小陈

楼主辛苦了！
我是问你这对碗和皇家喇嘛庙的联系。
比如现存寺院里有遗存和你的碗相同或类似的，或有历史照片表明皇家寺院曾经有你这样的碗。
以证明你的碗是“皇家寺院用物”之说是有根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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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漫漫找
也请您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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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传统茶具


作者：索朗卓玛  来源：中国西藏  发布时间：2010-07-07

茶壶和茶炉

　　茶壶：一般将打好的酥油茶、清茶或奶茶盛放在茶壶里，以便于盛入各自的茶杯中。茶壶的设计一般都是敞口，细颈，圆腹。这种茶壶不但容量大，而且细颈的设计可以减缓壶内茶的热量散失。由于藏族人喝茶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即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不间断地饮用茶水，茶壶内的茶能够长时间的保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藏族家庭中茶壶和茶炉一般都是成套出现。
　　茶炉：为了使茶壶内的茶水长时间地保持一定的温度，茶炉是家庭中必不可少的茶具之一。茶炉一般都是铜制的，当然也有陶质的。由于藏区大多数地区使用牛粪作为主要燃料，所以，茶炉的设计也是为了符合这个燃料特性而设计成圆腹的。现在人们普遍使用保温瓶作为茶壶，它的保暖性虽然可以达到需求，但长时间放在暖瓶内的茶水会变质，而传统的茶炉上的茶水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放置在茶炉上的茶壶的壶嘴可以使茶壶内的茶水与外界的空气有适当的对流，而盛放在热水瓶内的茶水处于几乎密闭的环境，所以更容易腐坏。


精美的茶具

　　茶碗：藏族人嗜好喝茶，因为每天必喝，所以对天天捧在手心的茶碗尤为讲究。传统上，藏族喝茶所用的碗以木碗和瓷碗为主，没有金属茶碗。与茶碗有关的金属器具就属杯托和杯盖，它们是藏族饮茶时所使用的最为隆重的茶具配套设备。茶碗作为茶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人们饮茶时的最主要用具，所以在此对藏族人民所使用的木碗和瓷碗作个简单的分类介绍。按其造型分类，茶碗可以分为：高足碗、平足碗。自吐蕃王朝时期就已经从中亚引进了高足碗这种器具造型，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旧西藏，高足碗仅限于在宗教仪式上使用，作为饮茶的器具也只能是活佛、喇嘛及寺院堪布等德高望重者使用。平足碗则是普通百姓所使用的碗的造型。同时，藏族的茶碗还有性别区别，主要是根据茶碗的大小区分。此外，茶碗可以依据制作材质分为木碗和瓷碗，其中一般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各自的木碗，所以藏族茶碗中，木碗的使用是最为频繁的。木碗的造型都是敞口，短座。其次是瓷碗，一般给客人奉茶都使用瓷碗。木碗（按照制作的木质材料、产地和工艺等，木碗也是要分等级的。咂雅木碗是碗中的上品，产于藏南地区。木质自身带有纹路，如果变形或塌陷会自行恢复，且其木质具有解毒功能。其次有冰泽，有纹路的冰玛木才用来制作木碗，且质地坚硬。堆拉颇，可能产自临近阿里的拉达克，兴池巴由于其木材是制作经书夹板的原材料，所以用它制作的木碗也就身价倍增了。搭粑、兴粑瓦、兴朵玛，此类木材在西藏全境极为普遍，且加工容易故所制作的木碗为次等品。虽然人们所使用的木碗有优劣，可是一旦使用，藏族人必十分珍视，细心呵护。随着茶叶，中原内地的瓷碗也来到了西藏，并因其靓丽的色彩、丰富的纹饰和易于清洗的特点受到藏族人民的青睐。物以稀为贵，当时，内地与西藏的交通极为不便，大量的瓷器在运输过程中破损，到达西藏时仅剩十之二三，故瓷器颇为贵重，达官显贵才有财力使用这些茶碗。寺院的僧侣阶层作为藏族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使用的都是清一色的木碗。这与僧人出世、无欲的教义有关。但他们所使用的木碗，其造型与一般民众所使用的木碗有所区别。按规定，僧人使用的碗分措颇（木质）和隆瑟（铁质），隆瑟作为释迦牟尼苦行时所使用的饮食器具，在现在的藏传佛教寺院已晋升为宗教器具，以示对释迦牟尼的纪念。而措颇是藏传佛教寺院所有僧侣阶层日常生活的主要饮食器具，作为西藏著名的格鲁教派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僧人们所使用的措颇造型也是各具特色。(编辑:拉拉)

小陈

楼主原文：
“4.8*3.2公分  皇家寺院所用  与故宫大门合缝包片雕龙相似”

“皇家寺院所用”，未见到实据；
“与故宫大门合缝包片雕龙相似”，此碗为藏文化形制，在生民族文化上有冲突。

从工艺角度请参见下图：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在三多讨论的东西，也可能在别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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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
学习啦

长白山下

{:soso_e128:}   学习

shccmm

这样的杯子好象蒙古或藏族同胞也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