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维談傳世遼文忠王府祭器真偽及其他館藏遼代金銀器

花舞大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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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傳世遼文忠王府祭器真偽及其他館藏遼代金銀器
鍳於台北故宮文物刊登一篇原陜西考古研究所韓偉先生針對一批傳世遼代金銀器文字上說明研究報告,筆者由於收藏多年金銀器不得不為此批金銀器真偽提出許多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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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銀器研究應該從多方面驗證,而非僅僅文字上意思,特別對資訊發達現代社會取得遼史是非常容易,早於1990年前許多文字圖片資料就非常充足,做為仿造者在港台不乏所需仿造的資料(惟當時照片尚拍不清楚),如單方面驗證反而容易造成誤導,影響後繼研究者或收藏家,韓先生學識非常淵博,對遼史研究非筆者所能及的,故對相關文史筆者無法從韓先生研究報告上找任何問題,但筆者提出問題其實是可思考,唐代自從中唐以後地方以貢奉方式給朝廷的金銀器,主要目的是供奉者在於希望借此皇帝能提昇貢奉者職位及權力,故所有供奉的金銀器常見相關的鏨刻文字,其內容不外乎敘述著年號/捐贈者姓名/所處地名/官職/工匠名稱/重量等說明,若為佛教供奉之物頂多追加一些寺院名稱/敬言及祈福等用語,例如法門寺銀函(圖一)

文字內容[上都大興善寺傳最上乘祖佛大教灌頂阿 梨三藏苾 智慧輪敬造銀函壹重五拾兩獻上盛佛真身舍利永為供養殊勝功德福資皇帝千秋萬歲/咸通拾貳年閏捌月拾伍日造勾當僧教原匠劉再榮鄧行集],另外宋代塔基地宮僧人供奉之物如(圖二)

,其內容亦如前面所說的內容,如就遼受唐宋相互影響同時,筆者提出耶律隆運僅為宰相,雖官大也大不過掌權者,即使地方節度使上供,也該不敢刻貢奉給文忠王府祭品等字句,那把當時大王耶律隆緒放在那個位置,這文字鏨刻完全把宰相放在刀口上,完全與晚唐/遼/宋同期考古出土文物時代背景相違背,直屬供奉無需如此大張旗鼓的做,而唐代供奉起因於衰弱的國勢及朝廷庫房空虛,而太平年間正為遼代盛世,此為仿造者聰明反為聰明誤的第一個問題點,也許有人會以南明窖藏有捐贈銀器為人祝壽窖藏文字出現,那讀者可能要思考金銀器在南宋以後才算普及,而宋代金銀器上所鏨刻的文字到底是什麼,遼盛時祭品鏨文的可信及考古依據為何,至少在筆者現有的認知是仿造者參考遼史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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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的紋飾在龍鳳紋中每朝代都有代表的風格,就拿遼代的鳳紋,受到遼人北方草原文化影響,遼代鳳紋嘴大帶勾似鷹且佔整個臉一半以上,依筆者看法受到遼人喜好獵鷹的影響加強唐鳳之後的變化,且遼代鳳紋在鏨刻時顯現一股粗獷味道,便於檢討遼代獨特鳳紋紋飾,就拿d古董商捐贈給陜西博物館的該批之一的傳遼銀鎏金方盒來看,
(圖三)

為該批捐贈傳世文忠王府公元1026年,

(圖四/圖五)

為同時期公元1018年遼陳國公主墓鳳紋,

(圖六)

為遼前期耶律羽墓鳳紋公元945年,

(圖七)

為敖漢英風溝7號墓,

(圖八)

筆者所藏遼代馬鞍殘件的鳳紋,若不擺一起可能還不會体會,當放一起審視後可看出出自該批傳世品鳳紋雖也似為大嘴鳳,但整個紋其實仍是唐風的小嘴鳳紋,整個鳳頭表現可看出是一個完全沒古代工匠手藝的仿造者,雖依黑白線圖所打製的,但工匠技術可說又完全沒有,故整個鳳頭表現模糊,整体表現鬆散,可能有人會說可能工匠手藝有高低之分,但圖七

就是一明器粗糙表現的作品,若比對同期考古出土明器功能中最差的作品,都可看出遼代即使簡化製作遼鳳紋,但鳳紋主体仍是清楚有力,在現今文物市場上此方盒鳳紋就可判為仿品,雖筆者認為每一仿品除非臆造品,基本上有其參考品,單純從鳳紋來看,雖也有同樣差工藝的鳳紋出現在法門寺銀棺上(圖a)

或同樣法門寺鳳紋裝飾紋(圖b)
,
但文物什麼樣等級配什麼樣的器物,紋飾相互搭配是很重要,主紋或裝飾紋,趕工簡化器或非趕工精緻器,此捐贈傳文忠王府方盒紋飾複雜滿工佈局,卻拿法門寺銀棺唐鳳紋來搭配,如此差的鳳紋主紋紋飾,是仿造者不瞭解古代金銀器製作理念,即使遼受唐影響其仍有些變化,因此當仿造者找到參考依據總是會添加些自己想法,於是就創造出有藉口的奇怪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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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金銀器不能單看一朝代,遼代橫跨唐宋期間,其金銀器受唐宋影響非常大,紋飾不管是否為特有的或受影響的,基本上都有脈絡可尋,花瓣裝飾紋是盛唐以後標準裝飾紋,在早期韓先生出版的唐代金銀器專書就有提到此紋,但1998年以前,仿造品在花瓣裝飾紋中最常犯的問題是把此紋弄理念錯了,此紋發展原為海棠型四瓣對切後產生山狀花瓣紋,常用於裝飾,基本理念也是出在於類似忍冬變化,中心花瓣完整配合兩側對半花瓣,其主變化兩種分有中心及及無中心,再對花瓣做不同細節變化,而當時仿造者為何會做錯,我想應該是受到文物出版社唐代金銀器線圖的誤導(圖九)
,
該書為早期韓先生所著是金銀器入門工具書之一1985年出版,也應該是仿照者必參考的參考書,其中線圖未將各瓣明顯畫開,採用相似簡化描繪表示,再加上仿造者沒研究仿個大概,因此就依樣仿造,(圖十)

為捐贈傳世文忠王府細部裝飾紋,(圖十一)

為何家村鸚鵡紋提樑罐山狀花瓣紋,(圖十二)

為遼耶律羽墓渣斗花瓣紋,(圖十三)

為陜西唐墓出蝴碟盒局部,其他尚可參考考古出土唐遼金銀器都可發現此花瓣紋不管如何變化,分瓣清楚是唯一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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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談紋飾中的底紋,遼代基本在魚子紋表現是受到唐代影響,魚子紋的判斷可篩檢早期的仿品,筆者最早曾在藝術網路發表看法,也曾跟台灣鴻禧博物館研究員說該早年購自拍賣市場銀碗為仿品,這判斷點也是很單純的方法,從近代人的思維,謹慎一點打成放射狀或一致性斜紋狀,另外打一致性橫與直狀則需另外方法判斷,更謹慎則匠化一絲不茍排列整齊,不謹慎者只想填滿就亂打,這都是至少約1998年前容易發現高仿或低仿金銀器中出現,正確魚子紋也受國勢強弱而有變化,從緊變化為鬆散,另外有點規則又不規矩,視工匠水準決定,筆者約在1998年以前上手時還有跟香港古董商說為什麼不對,後來沒多久後再接觸的仿品就逐漸看到越來越多仿造者懂得魚子紋的基礎,從(圖十四)

來看,此件傳遼文忠王府祭品可說是亂打一通,仿造者根本不懂魚子紋,所以只是想把魚子儘量快速佈滿於亮面,但不管遼代工匠是否省工或做工粗糙,基本上魚子只會顯現鬆散或分散,但不會有此批傳世品的問題點,如(圖十五)

盛唐
/(圖十六)

晚唐
/(圖十七)

遼
/(圖十八)

宋,直接比對下,就更可清楚.其實傳文忠王府這件銀盒問題真不少,若再談其他紋飾都可顯示出仿造者都是只參考照片及線圖上弄個大概的圖案,再想辦法湊一主紋,創造百來件的結果,筆者也不再一一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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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來針對文字鏨刻擺放的位置,陜博受捐贈的傳文忠王府祭器依照片來看,字体是放在盒器內(圖十九)

,考古出土或文物市場出現可信的供器一般文字擺放位置在於供物的可視面,如圖一
圖二
就可看到,圓形器則在於口緣或圈足壁,其目的就是要顯示出供奉者是誰或一些簡單人名/店號/祝語等,當然另外一狀況則是當整器外觀因滿佈紋飾,若鏨刻文字於上面會破壞整體美觀,於是古代部份工匠常將文字鏨於器物底面如法門寺銀盞(圖二十)

,而鏨於盒器內則完全忽略盒器要裝物用途,而仿造者依據乃是何家村銀盒墨書在盒內蓋上及碗底,忽略墨書用於金銀器是臨時記載的手法,再加上所謂祭品鏨刻文字在不處理的銀面上,就算古時做好視覺上仍有困難,這做法更是奇怪,此為另外一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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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鎏金是此物另外一敗筆,一般做舊所產生的斑剝跟老器出土後不同,從老器物上如(圖二十一)

法門寺產品可看出空白處的上鎏金斑駁自然,鎏金色澤均勻,而傳遼文忠王府的捐贈器(圖二十二)

,卻因刻意的凹痕製造出來的陳舊感所顯現不均,筆者雖未能上手,但這部份絕對可用科學方法分析,最有可能是先做舊後鎏金,這樣如用高倍數放大設備,可看到鎏金覆於故意做舊傷痕,產生視覺上鎏金層不均的效果,而此效果只出現在非平面器型鎏金上凹槽處,在漏白平面鎏金不會有此結果,反之若先鎏金再做舊,也可看到由外往內破壞痕跡,應該此件仿者用的機會不大,而古代銀器因內部銀質氧化破壞鎏金,則是由內往外破壞,這都可用現代科技判斷.另外若採用現代鎏金技術,應該更不難用現代科技判斷.當然還是老話,仿造者在做此鎏金也並非憑空想像,部份遼代薄胎器在製做過程中錘打產生不同程度錘痕,這些痕跡相互交錯,這只有接觸過真品的才能体會金銀器錘打產生的特色,日本新設計銀器曾將此特徵明顯化來裝飾現代作品表面,遼代金銀器有些的確也在鎏金手法上顯得非常粗糙,但也跟仿造者目的不同,表現手法不同,遼代因部份金銀器使用錘打成型,局部鎏金目的僅是突顯紋飾,局部鎏金表現所產生不均或因錘打造型產生痕跡不得以而鎏金,這些現象是薄胎錘打器的正常表現,但相對需伴隨者使用過的磨擦凸起地方鎏金掉失或因局部鎏金所產生有些厚有些薄現象及邊緣液散現象,這些都需表現自然及相互搭配,而傳文忠王府祭器所取樣圖二十二是一應該可表現最好地方,位置在盒器漏白處,卻到處顯刻意的一致性,部份坑洞邊緣垂直,這也剛好是真與假一線之隔,本應該取用遼耶律羽萬歲台金花銀硯盒局部來比較,但避免因沒有清楚照片及讀者少接觸金銀器而無法看出差異而產生誤導,基於比對另取一耶律羽薄胎雙獅紋鎏金花形銀盒局部比對(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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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拋光也是此傳文忠王府捐贈品的敗筆,唐五代宋遼在金銀器物拋光是基本的金銀工藝,其差別只在於拋光程度問題,如捐贈品(圖二十三)

可看到坑坑洞洞,這是文物市場常見仿品的技巧,當然仿造者也不是憑空想像,如筆者所藏(圖二十四)

五代盒器底就可看到為什麼,筆者懷疑是利用鍊銀銀渣製造出陳舊感,只是表現過份了,圖片其實是很小的作品,而仿器是很大作品坑洞,而這拿捏點就是真品與偽品的一線之隔,(圖二十五)

為法門寺的底面就可看出雖不為可視面,基本拋光工作古人仍是不可省的,更何宰相之祭品,這也是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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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刀工問題,這是基本工藝問題,許多學者都瞭解唐代使用碎線,1980年以前判斷唐遼金銀器是非常簡單,主要是清以後工具發達及近代作業簡化的思維,早期高仿大多利用劃雕方式,即連續性劃刻,部份作品雖做工細緻且刀工犀利,但敗筆在於刀工線條過份流暢,也就超過了時代意義,雖產生金銀器品質有高低差異大的仿品,但基本刀工理念不同於唐遼,也就容易判斷,台灣鴻禧就藏有早年來自大拍的唐代銀碗舊藏品,就是顯現出這類特質,當然這類仿品也同樣的伴隨著其他問題,並非用單一判斷方式就可鑑別;遼代用的手法基本受到唐宋影響,也因受唐宋影響,在刀工表現產生多樣化,也因此成為仿造者最多下手的年代,僅從刀工一項判斷是很難說的清楚,從此件文忠王府的捐贈品(圖二十二)

刀工比對同期遼代金銀器可以看出這工匠使用現代刀工手法,也就是劃刻為主,遼宋基本上有劃刻存在,但劃刻出發點在於簡化或減少陰影效應,當條件不屬於上述原因本就可判偽品可能性,以大盒應該採用更細緻手法,反而大部分採用劃刻又非局部凸顯效果,可列於低仿的做工,若拿(圖二十一)

就可看到非常明顯不同,當然這部份需許多細節圖片來驗證說明,遼代鏨刻技巧雖該從唐開始說起到宋代,但怎樣研究都無法逃脫現在仿照者已經瞭解的問題,主要大部份現今高仿仿造者都有標準參考品或圖片,跟以往憑線圖仿造已經不同,今日研究所要瞭解是仿品到底是怎樣?怎樣是高仿怎樣是低仿?仿造者能做到那裡?什麼點需要注意?這都需要許多例子說明,我們常在收藏上有時會聽到線條僵硬或做法不同,到底多僵硬或做法不同在那裡,筆者用多方面的圖片比對,這樣雖不能說完全表示清楚,但至少可看出差異或不同,刀工的變化要瞭解器物種類,大器或小器,陰刻或浮雕,明器或實用器,再來談的是所處年代發展趨勢及搭配紋飾,這些都影響到判斷.(圖二十六)

是1998年國外大古董商所賣,筆者曾透過仲介問價得知開價15萬美金,原件藏於陜博,印象中考古資料是一式六件,仿品與陜博差異在於多打魚子紋,屬中晚唐作品,這件當時的高仿已經瞭解碎線問題,但用的刀具非三角刀,而是用長條狀刀具,且做好後在此件明顯未處理(此問題非絕對)下刀後造成旁邊凸起問題,反而顯現非常不自然.再來(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這是近年來僅次於文忠王府數量的另一批遼代仿品,主要除近期在網上引起多方爭執的銀包瓷事件,其實這類東西早在兩三年前已經騙了與許多國外古董商及藏家,如法國古董商d先生及比利時g女士,而這些東西的確也有藏家購買,據了解部份已經被瑞士金銀博物館藏家所收,也透過韓偉先生在今年香港金銀器工藝研討會提出徵尋意見,筆者對這些仿品的製造者也不得不佩服某些做偽者的思慮,其金銀工藝表現雖糟,但底部木頭及白磁都採用遼代的材質,也因此在科學驗證上出現了迷惑性.當然不管用文字如何說明刀工差異,最好方式還是比較考古出土,特別是同器型同區域時段,加上其他上述其他參考點,這樣比較不會受有心人所產生的高仿刀工所迷惑,一開始多看考古文物細節刀工表現也是其中一途徑,另外市場接觸也是不可或缺,必竟你永遠不曉得仿造者技術到達怎樣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