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YP 于 2010-9-18 11:21 编辑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与齐老师相识已有两年。在这两年中，除了齐老师较长时间的出国访问或讲学，我们基本保持一个月左右聚一次。2002年，我的一件藏品在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播出后，栏目组编辑张丁久闻齐老师大名，他知道我认识齐老师后，便托我与齐老师联系，特地要登门采访齐老师。我立刻打电话，征求齐老师意见，是否同意接受采访。齐老师此时正在筹备《花舞大唐春》何家村唐代银器展览之事。他在电话里说：“刘先生，我从前基本上没有和社会上的收藏者来往过，你可讲是唯一一人。因为社会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抱有什么目的与我们交往，我们是要有一定防范心理的。通过与你接触，我也了解到了收藏者的一些情况。因此还是欢迎你们来家里坐。”
得到齐老师的同意后，我们立即来到位于北京昌平的迥龙观的齐老师家。一进齐老师的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到处学问、满室书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张丁非常有礼貌地对齐老师进行了采访，通过采访，使我更全面地了解到齐老师在国内外考古、交流、研究、教学、社会活动中的奋斗经历以及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这一天，张丁为我和齐老师第一次拍照合影留念。至今，我很好地保存着这幅照片。
这一天，我向齐老师汇报了我正在撰写的《洋古董 银器》一书的情况。齐老师非常认同的鼓励我，要求我把这本书写好，尽快出版。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在2003年初将此书写完。但由于这一年春季发生了“非典”，原定春天出版发行之事被拖到了年底才出版。此书发行后，我送一本给齐老师，请他批评指正。齐老师也送给我一本签好名的、封面印有金字《花舞大唐春》的精美画册。
2004年，在紧张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齐老师突然生病住院。我知道后十分着急，待从他夫人处得知，齐老师般病情并不严重后，我和好友王先生才放心。等齐老师刚刚出院后，我便立即与好友王先生一起，到齐老师家看望并表示慰问。相见时，只觉齐老师瘦了些，但精神颇佳。我劝齐老师不要再抽烟，他听从了朋友及学生们的劝告，从此戒了烟。从此以后，我们的友谊有了更进一步的加深。经过约四年的交往，我们真的成了良师益友。在这段时间里，齐老师给我讲述了大量文博考古知识，为我指明了我的收藏品中的赝品。并结合藏品情况，详细讲解了唐代银器的意义、制作工艺、纹饰特点、鉴定方法等等，使我受益匪浅。
2004年这一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名命为《花舞大唐春》的何家村唐代出土金银器展览在北大举办。这是一次原定于2003年举办的重要展览，齐老师特意抽出半天时间陪我参观。这一天上午，我在齐东方学者兼朋友的亲自陪同下，一边聆听指导讲述、一边观看享受美器，在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借此次难得机会，大补特补了唐代金银器知识，如同饱尝了一次唐代金银器大餐。自从此次聆听齐老师讲解、观赏唐代银器后，我觉得在理解、鉴赏唐代金银器方面有了新的感觉与提高。这次观赏唐代金银器，绝对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也可能是我一生中的一次缘分。从此后，我更加尊重和感谢齐老师，更加珍惜能与齐老师相聚的机会，更加抓紧一切机会向齐老师学习有关知识。
同样在这一年，齐老师又介绍我与吉林大学段一平教授相识。段教授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后到吉林省文博部门工作,任吉林大学教授.又先后在吉林省考古队、省文物局工作过，因而有着丰富的知识及实践经验，同时有不少文博界同事与朋友。他平易近人，谦虚待友。通过与段教授的交往，我不但学到了他做人的优点，还看到了不少好的藏品。其中包括宋元银器、宋代银如意、元至正年彩釉小杯、明代宫廷画、明代古琴、清代乾隆白玉瓶等等。另外还通过段教授结识了几位收藏各类古董的朋友，这使得我进一步开了眼界、见到并上手仔细观看了不少古董、文物，增加了不少知识。
很快，2007年到来了，这一年，我的又一本书《银器》出版发行，我请齐老师费目指正，此时正好齐老师到印度尼西亚讲学归来。没有想到的是，齐老师千里迢迢，竟然在百忙之中，从印尼买了一个小银杯送给我。那一天，我邀请了我的几个朋友一到我这里聚会，包括故宫博物院的银器专家李久芳、夏更起，还有马未都、毛晓沪等。齐老师拿出了这个浮雕小银碗送给我，并说“这是印尼文物专家听说我要买个银碗送给你后，特意陪我到古玩商店买的。”我接过银碗连连称谢。但是仔细看了一下，觉得像新做。正好还有一位北京金属制品厂的银器制作专家在，她看了一下，也提出此器是新做。齐老师一听，便十分严肃也说道：“这绝不是新做，至今这件器物够百年了。”我听后十分后悔，觉得不应如此对齐老师不敬，赶快换了话题，请大家用餐。吃完饭，马未都等人认真观赏了我的藏品。后来，我听有人讲：马未都在收集银镯子，但据我所知根本没这回事。
为了搞清齐老师送我的这只银碗的情况，我到潘家园找了几个制作当代银器的银匠，请他们帮助鉴别制作这件器物的真实地点及具体制作人。平时，这几个人对新做银器十分了解，对出现在市场上的新银器的制作人及出处一清二楚。但此时他们看过此件银碗后，却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接着，我又来到古玩城，找了几个开店的朋友，请他们谈些看法。其中多数人也认为是新器，但是此银碗是什么人、哪里制作，仍然说不清楚。
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此人自称在北京东城区政府部门工作，姓陈，他对我说，他是几经周折才找到我。他有个亲戚是印尼华侨，早几年回国时带回几十件银器，想让我帮助鉴定一下。我立即答应下来。
一个星期六上午，他把我接到他家，拿出了一包银器。我仔细观看后，确定了那些银器为荷兰银器。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非常巧，在这些银器中，也有一对与齐老师送给我的那样的一样的银碗。无论是器型、纹饰、大小非常相象。我立即问陈先生：“这些银器一直都放在一起吗？”陈先生说：“是的。都是当初从印尼带回的。”这样，我终于明白了，齐老师送我的那只小银碗，的确是印尼华人制作的。我立即给齐老师打电话，把此小碗已确认为印尼制的情况，告诉了齐老师，并对齐老师表示歉意。齐老师很大度地说：“没关系，搞清楚了就好。再说，我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几千里带一件赝品给你，也太丢人了。”从此件事可看出，齐老师对近代各国银器也是十分了解的。
随着齐老师的知名度的不断提高，他的工作越来越忙，参与的活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比如重大考古项目的参与和论证、国家有关文博政策的制定、重大国家级活动的参与。一次，他在08奥运组委会开会后到我这里，谈及奥运火炬传递路线之事，原来他被聘为首席专家，与相并部门共同考证与确定08奥运火炬传递路线这一重要活动。但是，无论齐老师多忙，我们总要抽空相聚。在相聚中，我们自然谈到收藏之事。一次，我对齐老师说：“您经常出国，有机会应收集几件外国银器。”齐老师答：“我们搞这项工作，比较注意，一般不收器物。但外国东西可考虑收几件。”果然，一次齐老师到英国讲学回国后，让我看了他收集到的英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产的正宗英国银器。我高兴地说：“齐老师真是出手不凡！”
2009年，我的第四本有关银器收藏的书《世界银器概览》写完，我请齐老师作序，他在百忙中为我写毕，使该书顺利出版发行。下面是齐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此书写的序。我在此说一句话，我的文字看不看都可以，但齐老师的序文，朋友们一定要下些功夫读一读。这是目前国内、外研究银器水平最高的一位学者，对国内、外银器收藏及研究发表的重要论述，认真读石，肯定会给读者带来启迪，对收藏者提高收藏水平，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本书作者兴趣广泛，有着多年收藏和研究经历。不过，近十年来，他们的兴趣转移，集中到银器项目中来，而且是以外国银器为主，这在收藏界是不多见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到欧美和日本等国，都可以在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看到中国文物，这些文物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东方文明之美，外人可以通过这些文物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
可是，在中国，除了故宫博物院，几乎看不到外国高档物的收藏，这是一种遗憾。我们需要了解自己，也需要了解外国，不同的文化享有许多共同的美、共同的人性，了解外国历史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在比较中认识自己，没有外国文化的参照我们很难看清楚自身。因此，致力于外国银器的收藏，本身就有了特殊意义。
说到银器，其特殊性在于它的材质。因为白银曾经具有货币职能或直接用于货币制造，而其特点主要不是面值而是重量。贵金属白银本身拥有明确的价值，再制作成器物也就有了相应的附加值；流传多年后，除了本身的价值和作为艺术品的附加值之外，又增加了古董的多重价值。况且古代银器的意义还远不仅如此。如果把它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更宏观的背景下考虑，会吃惊地发现另一个更重要的现象。18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秘鲁的白银价格……肯定不仅对欧洲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出产的白银价格有某种影响。” 他在名著《富国论》一书中用了几十页来论述过去四个世纪银价的变动。
另外，曾经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的弗兰克所著的《白银资本》一书中，也提供了一些具重要意义的数据：从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银的产量的85%来自拉丁美洲。美洲生产的白银，在16世纪约为17000吨；到17世纪约为42000吨，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又将40%的约12000吨运往亚洲。美洲白银18世纪的产量约为74000吨，其中有52000吨运抵欧洲；其中40%约2000吨运抵亚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银，约有3000吨横渡太平运抵中国。如果加上日本和其它地方生产的白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流入中国和印度。
为什么白银在世界到处游荡？为什么明清时期中国吞噬和吸引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其原因是，直到18世纪，世界商业贸易只用白银结算。明清时期中国出口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出口顺差主要靠外国的白银偿付。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在赋税和货币制度上，先是停止纸币，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最终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演变成用白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即纳税人通过支付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赋役的货币化、白银化，为中国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白银的需求量巨大。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不能用自己的物产来交换，亚洲可以欧洲出口商品，却要求用贵金属支付。1 6 1 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欧洲当时活跃在欧亚贸易活动中的各个公司，将世界各地的白银带到了中国。在复杂的济互动关系中，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流动来润滑的。白银是国际货币，白银制造的器物当然有更高的价值，如果在这一背景下看待中国银器和外国银器，其历史、学术价值的重要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向来以为，真正的收藏家，不只是为了拥有精美的物品，也是为了收藏、保存文化。文化不该收藏的，收藏历史文化载体的古物，目的是要把它们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因此，藏品要展示公众，服务于社会。但是个人藏品欲让更多的公众亲眼看到是不现实的，于是出书便是传播信息、大影响的有效途径。本书作者要把以自己的收藏为主要内容写出书来，并让我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首先是对这一做法表示敬意，而且相信那些原本珍藏在自己手中的文物——研究历史的材料能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用来探讨更为有趣、深刻的话题。作者以前尽管有足够的收藏经验，但古代银器，特别是外国银器，收藏、研究对象差距毕竟太大。这就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知识结构来充实。近年来，作者以特有的执迷和敏锐，开始了对这片新天地的探索研究，如今这本书就反映了在收藏本身外，又在研究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还需要在今后迈出更大的一步。这让我想起多年前访问瑞典，在会见金银器研究大家俞博（ B oG y l l e n s v a rd）教授时，他给我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瑞典有位大收藏家卡尔·凯波（Carl Kempe），他在青年时代就迷上了中国文物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他漫长的收藏生涯，最为狂热、钟情的是寻找中国古代金银器。当珍贵的藏品与日俱增后，他开始希望将它们系统化，试图勾画出中国金银器的发展历史。卡尔·凯波与众不同，对于拥有的文物绝不密不示人，也不只供圈内人士欣赏陶醉。他清醒地认识到文物除了具有财富、审美价值外，还有学术价值。因而他以开放式的姿态，慷慨地允许藏品到各地展出，出版目录和图录而且邀请学者和学生到他家里，提供幽雅的研究环境，自己享受了无比的快乐，也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全部收藏委托给当时正在读大学的俞博进行研究。不仅为俞博提供各研究方面的支持，甚至资助俞博的家庭生活。
俞博正是以此起步，逐渐成为世界率先研究中国文物、特别是金银器的专家。俞博1957年出版的给他带来一生荣誉的大作《唐代金银器》，就是在整理研究卡尔·凯波藏品的基础上完成的。后来，俞博获得博士学位，被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远东博物馆馆长，成为世界级的大学者。至今为止，要想研究中国金银器，还要关注俞博的著作以及卡尔·凯波的收藏。
收藏家卡尔·凯波令人钦佩，他的藏品后来归属瑞典威兰德公司下属的屋列系物艺术及远东古物馆。此事发生在1997年，非常遗憾的是，2009年我去英国访问时，惊奇地得知，这些藏品正在英国等地拍卖，看来从此将流散各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卡尔·凯波的藏品，于1954到1955年在美国作过巡回展览。1967年卡尔·凯波去世，在被认为这批宝物将要永久性分散前，美国国际展览基金会，于1971年再度借到150件器物到美国展出，并且都出版了图录。屋列系好物术及远东古物博物馆开馆典礼时，也出版了《中国金银器》图录，共选166件器物用彩版印制。这样，此批珍贵银器，仍可供后人研究。从这个故事中可以感悟得到：收藏是件极为艰辛漫长的事。可是古往今来，却未见谁的收藏最终没有流散。因此，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把自己的藏品编撰出书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才能把辛辛苦苦的收藏变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鸣，使收藏成为更有意义的工作。”
齐东方
2009年11月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至今，我已与齐老师成为非常要好的良师益友。时下，他正在韩国讲学，我盼着二个月后，我们再次欢聚于北京的晚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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